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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抢救“迁台记忆” 已征集档案2000多件******

　　中新社泉州1月9日电 (记者孙虹)“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是承载两岸同胞共同记忆的主要载体，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证明。福建省泉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苏悦9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泉州“迁台记忆”档案征集工作初见成效。

　　2021年5月，泉州在福建率先启动“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抢救征集工作。截至目前，泉州已征集各类“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资料2000多件，其中包括信件、户籍、凭证、图书资料、纸质照片、录像、口述实录采集等。

　　苏悦表示，“迁台记忆”档案征集仍存在征集线索少等问题，应加大力度继续推进“迁台记忆”档案征集工作。

　　作为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泉州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缘相近、血缘相亲，台湾人口中祖籍泉州的约占44.8%。历代迁往台湾落地生根的泉州籍先民，在两岸混居、求学、信仰、工作、通婚等活动中，留下大量真实反映两岸社会变迁、承载民族记忆的最原始而珍贵的档案文献，统称“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苏悦指出，而今，当地老一辈台胞台属几近古稀，民间对“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保护意识薄弱，档案文献实体散佚损坏严重，口述档案项目较少，泉州民间“迁台记忆”着实面临着消逝风险。

　　为此，苏悦在正于此间召开的泉州市两会上提出，建议泉州设立“迁台记忆”档案工作专项保障资金，用于实地走访、线索征集、整理修裱、建设“迁台记忆馆”等工作；深入挖掘“迁台记忆”里的两岸故事，扩大宣介辐射面，引导更多人参与保护、收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苏悦还建议，依托高校、科研机构、档案机构的专业力量，通过座谈、研讨等形式，充分挖掘“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活化利用“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完)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后，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待明确？******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韦香惠)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已正式实施“乙类乙管”。7日，最高法、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对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进一步细化。有关专家表示，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1月8日，中国边境城市——广西东兴活力逐渐恢复翟李强摄

　　这些人可解除羁押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通知》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和严重妨害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防控秩序，对涉疫药品、检测试剂等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危害严重、性质恶劣等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涉疫轻微刑事案件，重在疏导和化解矛盾，统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把注重溯源治理、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融入司法办案。

1月7日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层连夜拆除入境旅客闭环转运防疫围挡殷立勤摄

　　专家：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向中新网介绍，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郑戈解释，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涉及禁止和处罚某些行为的法律领域所通用的法律适用原则，从旧原则所贯彻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理念，如果某种行为是被行为发生后的新法规定为具有可罚性，则应当按照行为时的旧法不予处罚；从轻原则是对从旧原则的补充，如果行为发生时的旧法规定该行为违法并应予处罚，但新法免除了该行为的处罚或规定了较轻的处罚，则适用新法。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是新法轻于旧法时，从轻原则适用的进一步体现。”他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乙类乙管”的实施，意味着刑法随着行政前置法的修改而对涉及新冠感染的行为的法律认定发生了变化。

　　王岳表示，《通知》对相关人员的解除羁押更符合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他向中新网解释，其中的法理在于，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乙类甲管措施已经实际解除，且“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刻意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都已经下降，原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已经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秩序以及公众健康这两个法益的威胁，法律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已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