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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不闻窗外事”真能读好书吗******

　　近来，外地某中学在高一年级的寒假通知书中，希望家长“教育孩子淡化甚至摒弃春节意识、假期意识”，言下之意，是希望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习，埋头苦读。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真能把书读好吗？中小学寒假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文科老师说

　　光埋头啃书本写不好高考作文

　　北京丰台二中语文特级教师 陈维贤

　　随着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深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刷题中”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应对高考，更不利于学科素养的提升。近几年，有些名校高考成绩退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高考无论是考查内容还是考查方式都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直面时代热点，引导课堂教学与日常学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热点和生活生产实践。新课程和新高考改革要求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学习内容和考查要点不再仅仅是知识，考查方式突出情境运用，体现了综合性、情境化特点。例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有这样一道语文信息阅读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黄金准则。请结合材料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是：替校学生会“悦读会”拟一则招新启事，或者请考生选择一个核酸检测点，依据其环境特点设计两米间隔线标志，并写出设计理由。这些考题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各种情境，涉及面广，都突出了运用考查。

　　我们再看近几年的高考大作文题。2022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的情境、背景材料涉及围棋技艺里的传统文化，“建团百年”奋发有为的人物，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双奥之城展示的体育荣光、国力发展、个人进步等，都引导学生以语文的方式关注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另一作文题“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文演讲……如此这般，光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往往无话可说或者只能写些空话套话。

　　新时代高考改革有三个转变：由考试评价工具到全面育人载体的转变，由“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由“以纲定考”到“考教衔接”的转变。关注现实生活，多读多思，能为更好地学习和应对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课程学习和考试要求的变革，寒假里，同学们除掌握课本内容外，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并打通生活和自我、课本和生活、高考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是广泛阅读，积累素材，提升思想，提高思维能力。只有广泛阅读才能提高思想认知水平和思考深度。三是注重运用，由课本知识、方法、理论等向时代热点、文化生活、课外阅读等方方面面延展。学习课本知识要关联现实生活，通过了解时事加强思考、提升思想。关注现实要运用课本原理、知识和方法，进而在运用中夯实基础，提高关键能力。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新时代中学生理应摒弃功利化学习，以学科思维方式关注现实生活、时代热点，多读多思。

　　理科老师说

　　缺乏实际生活难以打开解题思路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年级组长、生物教师 甄兆敏

　　又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有的学校和老师提出要淡化假期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弯道超车等一系列要求。如此一来，假期里，学生们只是将学习的地点转移到了家里。这样的学习方式真的对吗？

　　30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放假就是放假。薄薄的一本“寒假/暑假作业”，每天很轻松地完成作业。然后，小伙伴们就是漫山遍野地傻玩儿或者跟着家长一起干农活儿。那个时候，真的很享受假期。现在想来，学生时代的我似乎是少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世界的欲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很大锻炼。

　　也许有人说，轻松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在高考中得到高分。那好，我们就从高考说起。

　　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2022年高考命题要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高考题经历了几十年的进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了。2021年北京生物等级考试题中有一个关于“智能胰岛素”的题目：它能够在血糖水平高的时候提升降血糖的能力，在血糖水平低的时候降低降血糖的能力……这个题完全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就是说靠“刷题”记忆解题套路是行不通的。要想应对高考，需要全面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往往是高度模式化的，而实际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把学习只局限于教材中，必然难以面对多种多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走入实际生活。

　　例如，假期里学着做个菜。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要做什么菜，然后思考向谁去请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在做菜之前得学会哪些技能。做好菜之后，学生得接受评价。得到评价和反馈之后，后面如何改进。这也是现在高考想要引导学生探究的过程，即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和实地调查，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在实践中验证解决问题的成果。

　　那么，学生在寒假里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休息和娱乐。休息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要学会休息和娱乐，而且休息和娱乐有其积极意义。在休息和娱乐的过程中恢复良好的身心状态，做好进一步学习的准备，这对于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非常重要。

　　第二，做好全面发展的规划。学校中的学习毕竟很难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在这个假期里，读几本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学习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学的技能，了解一下社区的历史或者家族的历史，学做几个菜，做些社会实践活动，干些家务活儿，提高动手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假期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生的成长是个性化的成长，是全面的成长，假期是一个学生张扬个性、全面发展的合适时间。应该允许或鼓励学生自我规划假期时间，获得个性化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用无穷无尽的作业来充斥假期，然后美其名曰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德育老师说

　　社会实践是校园学习的有益补充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 毕姗

　　在科技文明欠发达的年代，酷暑和寒冬往往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挑战。于是，极端天气时不再赶赴校园，学生既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休整身心，农忙时节还能帮助父母完成一些农业、手工业劳作，在实践中初步认识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空调、暖气的普及，天气情况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寒暑假学生的休整也开始拥有新的内涵。人们发现对青少年的成长而言，实践活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而是大大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化成长体验的重要内容。在校的书本学习不免单调，走向社会大课堂，发现更活泼灵动的“生活之书”，发现和辨识“文字之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形、思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发现和体验“文字之书”之外无限丰富的世界，发现自身的兴趣……自主和实践逐渐成为假期属性，假期作为另一种方式的学习，是对书本学习的补充和深化。

　　然而，面对孩子放假时家长仍需上班无暇照管的现实，很多家长产生了焦虑。平日的学业之卷已经相当激烈，自主安排的假期如何保障孩子的成长质量？一些家长难免会有多报几个辅导班、孩子既有人管又有人教的想法。于一些老师而言，假期如何让学生巩固在校学习内容，查漏补缺，开学后更好地出发？有的老师也难免会有让学生“摈弃假期意识”、多布置点作业的想法。

　　家长和老师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帮助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也是善意。但这些考虑的误区在于，他们误解了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一场限时比赛，没有既定的终点需要去冲刺。正相反，教育在于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的魅力在于如何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拥抱人生长跑途中的风景或荆棘，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体验成长，获得生命的成熟与幸福。

　　因此，玩儿“疯”了、玩儿慌了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在“玩儿”本身，而在玩儿什么、怎么玩儿。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玩儿的心态，很难有突然的发现和奇妙的尝试。因此，成人绝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反对孩子玩儿，而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儿，带着孩子玩儿。但这种玩儿不是不管不问随孩子沉迷电子游戏，而是引领孩子从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丰富的生活。

　　欣赏一场音乐剧、一次远行、参观一次博物馆，看看更大的世界；参加一次志愿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去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转一转，看看他们为了这个小家在怎样努力地奋斗与生活；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问题展开一次田野调查；走进可能去的高校、研究所，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甚至，在安全的前提下“打一次工”，体会赚钱的不易，也享受创造价值的喜悦……校园的集体学习在假期得以补充完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机会和权利在更自主的时间里走向广大世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看一些远方的风景，深入对书本学习理解的同时，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和成为自己。

　　寒假期间，也许家长不能时时陪伴，但教育不能缺席。父母们不能将自身的教育责任通过简单付费移交给辅导班，而应在持续关注和积极引导中帮助孩子学会自律，体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学校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部门，更不应有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想法，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不关心他人，他们又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仁爱之风，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如何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更何况，在当前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高考形势下，学生应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又岂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能实现的呢？

　　体育老师说

　　中高考对体育锻炼有高要求

　　北京汇文中学学生中心副主任兼体育教研组长 李发

　　相较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姿态。学习如此，体育锻炼也不能忽视。为了增强学生体质，近年来中高考体育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未来几年中考体育成绩最多要达到70分，而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目前，我国39所强基计划试点的一流高校，已经率先将体育纳入高考。

　　三年来，疫情对学生体育锻炼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的要求也将逐步恢复常态。在这个过渡期，学生首先要了解正确的体育锻炼知识。比如，如何控制运动强度、避免运动损伤，准备活动和拉伸运动有何必要性，什么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作息生活习惯等，这些都是学生应知应会、做好体育锻炼的基础。

　　由于寒假天气比较冷，学生可以视情况选择户外锻炼或者居家锻炼，不管哪种方式，都应该制订科学的锻炼计划。其中，应包括明确的锻炼目的、具体的练习内容、运动强度(量)、间歇时间、心率范围等。比如我们学校就要求学生在假期采用“间歇式”运动进行锻炼，包括原地高抬腿跑、收腹跳、波比跳、深蹲跳等一系列内容，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学生按照制订好的“组间歇”时间去完成锻炼内容，当心率恢复至120至140次/分时即开始下一组练习，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掌握制订锻炼计划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目标安排练习内容。

　　一套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案还要关注到身体的疲劳与恢复。运动过后，人体会产生疲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疲劳，休息好有利于身体机能的“超量恢复”，为下一次体育锻炼做好准备；如果休息不好，下一次锻炼不仅不能有效提高运动水平，还可能造成运动伤病。因此，每天要保证至少8至9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为机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现阶段，可能有的学生处于“阳康”阶段，对此，学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体育锻炼。在“转阴”后的一个月内，学生不要急于参与大强度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水平或需求进行低强度的体育活动，如瑜伽、徒步等，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但要注意，运动时若出现咳喘、心悸等现象应及时终止，不可急于求成，要科学恢复体质。

　　良好的习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一旦养成，便可终身受益。体育锻炼计划一经制订，需要学生长期、稳定地执行，如果只是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不难发现，当我们对某一项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体育锻炼亦是如此。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快感、成就感，成绩的提升、动作技术的改进等都会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因。此外，体育锻炼还能塑造形体美、预防疾病等，益处很多。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