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面前,那些唱衰中国经济、鼓噪对华“断链”的杂音,还有什么市场?过去三年,美国一些人总能找出歪理来“刷存在”。在疫情严峻时中国采取严格防疫政策,他们声称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不好做生意,要求中国“放开”;当中国因时因势优化防疫措施,他们又声称中国疫情会给在华外企带来风险。总之,无论中国怎么做,他们的指向不变,就是千方百计想把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种典型的双标做派,反映出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遏制打压的居心。
只不过,他们鼓噪了三年也没有达到目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2%。2021年这一增速达到14.9%,在数量上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刷新历史纪录。2022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9.9%。这表明,中国市场一直对外资有着很强的“磁吸力”。
吸引外资的,还有中国难以替代的产业链优势。苹果公司2022年10月发布的2021财年供应商名单显示,约190家供应商中有150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前不久,全球光学与光电行业领先企业蔡司的研发生产新基地项目,在苏州工业园区奠基。蔡司中国首席运营官谢磊说:“基本上在200公里范围内,80%的供应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当地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优势,是促成蔡司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首套装置正式投产、华晨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在沈阳正式开业、松下集团将冷链设备生产与销售等更多业务板块转移至中国……外资近来纷纷加快在华布局,看中的是中国14多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创新这个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不断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有1474条总条目,与2020年版相比净增加239条、修改167条,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这将给外资在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这些可不是美国几个人几张嘴就能抹杀的。
近来,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多个国际经济机构预测,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器”作用不可替代。
反观美国经济,“衰退”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预测共识。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美联储为应对国内高通胀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美国经济界人士指出,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效应,美国人在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承受 “很多痛苦”。美方一些政客还是多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少想着拆别人家的台。政治操弄对抗不了经济规律;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国际锐评评论员)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